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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回民起义军队的残余也渗透了进来

文章来源:未知 更新时间:2018-10-20 08:11

19 世纪80 年代,许多美国人都充满了正义感,为自己的政府感到自豪,认为本国政府与欧洲列强不同,从不寻衅挑战,也未在亚洲攫取过殖民地。实际上,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大部分是在英国海军的庇护下在亚洲享受特殊权益的。但至少在美国人眼中,美国确未染指东亚的“帝国主义”活动,正如它在欧洲没有卷入纷乱的局势一样。借助英国首创的最惠国待遇和机会均等思想,美国从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中获得了利益,同时又不必承担恶名和责任。然而,随着欧洲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不断升级,新的扩张趋势连同某些历史事件使美国作为一个强国也出现在了东亚这片土地上。美国人之易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染,实际上超出了他们对自己的认识。
19 世纪80 年代“安南”(即中国和西方所称的越南)同时接受法国和中国的统治。由法国治理,是奠定在1874 年法越条约的基础上,而由中国治理,则是基于越南统治者自1664 年以来向清政府朝贡约50 次这一事实,(最近两次朝贡分别是在1877 年和1881 年)。但是法国在南部控制着其殖民地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 ,在越南首府顺化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在越南北部中越边境的东京(北析), 10 余年来陷入混乱之中,中法之间相互产生了敌意。在这里阮氏王朝的统治不得人心,同时中国的非正规军队― 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军队的残余也渗透了进来。随之产生的混乱状况使法国未能得到条约中规定的权益,如在红河上进行贸易等等。越南统治者支持中国非正规军对抗法军,又请进中国军队来打击法国及中国的非正规军。最终法国于1882 年占领了河内,通过条约在安南建立了一块保护领地,随之法国不得不马上派遣增援军队。中国于1883 年越过边境从云南和广西向东京(北折)派遣了正规军队,同当地严阵以待的法军展开了较量。1883 至1885 年的中法关系是敌意与谈判共存,不仅使人感到眼花缭乱,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其中一个极为复杂的因素就是当地政局混乱,同时交战双方的议和人员又都受到自己同胞的挟制,一经战败,败方的战争呼声就更加高涨。在同沙俄的伊犁危机中,清政府内阁中已然出现了主战派。在19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两次镇压起义之后,中国官员有很多是穿着文官服色的老军人,这些人由于清政府在中亚取得的胜利而信心十足。北京的六七名年轻的学士组成了“清流党”( “purification clique” ) ,宣扬在外交上要采取最强硬的政策,以武力对抗武力。一些动辄便上奏折的人为讨好慈禧太后,纷纷攻击洋务派官员,,并且主张对俄法采取战争姿态。1884 年,法军一再击败清军,导致恭亲王被免职,军机处被解散,这样,“清流党”迅速掌握了权力。然而,随着法军的节节胜利,他们只是一再尝到失败和受挫的滋味。张之洞(1837 一1909年)是这个团体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也是惟一掌有大权的人。张氏于1884 年成为两广总督,他全力主战并于此显示出了他的务实才能。
19 世纪80 年代早期,朝鲜面临的最大威胁似乎来自沙俄,同时沙俄也是最令英国提心吊胆的国家。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中国和日本为了争夺朝鲜的统治权而成为最主要的对手。起初中国在英国的支持下似乎古有优势。但在朝鲜国内,更为激进的改革者都被吸引到了日本一方,因为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比中国更为激进。朝鲜国内传统派和激进派的斗争因此也反映出邻近两个大国现代化进程的异同、不过,朝鲜的保守派和各个派别 之间的斗争仍旧是根本问题。中国掳走了兴宣君,导致其政敌上台,即势力极大的阌家族,其在朝廷的代表即是高宗的仁后(常被称为“阌王后”) , 阌 后及其家族集团乃与中国合作,废除了兴宣君的一些改革措施,但他们同样反对那些追随日本模式的人大搞现代化。全国政令难以统一,这在权力集团内部的种种倾轧纷争中即可看出,而朝鲜因此也始终难以实现独立与现代化的目标。
19 世纪出现的另一思潮代表为“经世学派”。这一学派同样为前代思想的复兴,即反对直觉认识、玄学思考和形式主义,主张学以致用。清王朝的衰落,重新引起学者们对统治政策及其施行状况的关注。清代朴学虽然囿于对古代尤其是古代文字的考察,不过也记录了不少前代统治制度的详细情况,诸如祭礼、丧服、交通工具乃至头饰马具的式样等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一学派对于如何解决晚清时种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却显得一筹莫展。随着晚清颓势愈显,学者们就像明清之际的学者一样,开始对社会进行反思,同时对学者的皓首穷经却不通世务也大加批判。顾炎武的著作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经世致用”的口号风行一时。不过,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仍然以维持帝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为己任。魏源即是这一学派中的代表人物。魏源原籍湖南( 1794 一1 857 年),属于思路开阔、讲求实际的新型士大夫。他在北京时曾研习宋代理学及汉学(古文学派), 他对这些正统学术研究的批判促成了“今文学派”运动的产生。〕 他还主张学者须讲求通经致用,学问要用来解决当代迫切的政治问题。大运河停运后,魏源于1825 年著文主张通过海路将贡粮运至京师。当时的江苏巡抚服膺其说,于1826 年把魏源的主张诉诸实践,将巧。船的贡粮从海上运至天津,但只实行了一年便停止了。在19 世纪30 年代,魏源还曾致力于改革淮北盐务,后又于19 世纪50 年代亲自掌管该地盐务,政绩卓著。可以说,魏源是一名实于型的学者。
19 世纪发生的起义只是反对满族的统治,所有的民族主义斗争都缺乏现代观念的指导。太平军起义是其中最猛烈有力的一次,但经过10 年发展,只表明自身是因循守旧的争权者,并没有改变传统秩序的能力。此后的“自强”运动是防守性的,缺乏创造性,是回避激进型现代化变革的一种保守妥协做法。1898 年的变法计划尽管不无革命性的因素,但这些人自视为朝廷的忠心臣子,完全依赖“天子”进行改革。满洲王公大臣们所支持的义和团运动,也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毫无意义。人们最终只能看到大清帝国统治的破产。在上以60年以前,大量的人才其实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以进行真正的革命或改革。无人能对身边的旧秩序进行大的变革。中国的变革力量十分薄弱,这与其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社会秩序、政权和文化本身所造成的。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对外国的刺激异常麻木,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我们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通过这一粗略的概括,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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